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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指,只有对中国的某些产业采取“有限且常识性的限制措施”,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伯恩斯没有就什么是“有限且常识性的限制措施”进行解释,但就过去一年拜登政府的动作来说,那意味着限制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能力,意味着在国际层面寻求限制对中国“关键产业”的投资,例如明确“让中国的芯片开发陷入停滞”。
“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同日,伯恩斯在推特中上传了一张乘坐高铁的照片,配文“搭乘复兴号北上,跨越长江的瞬间”。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伯恩斯再次以直观的方式对外展现中国高铁。此前,他曾写道:时速可以达到308公里的复兴号令他感到“印象深刻”。
吕冰洋认为,指导意见仅是“指导”,并非严格要求省级政府照此行事,因为各个省份情况差异较大。“从财政支出责任来看,下移是整体趋势,这也是导致一些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省级政府在财权安排上会统筹考虑调动地方积极性与风险分担问题,表现为财权下放或集中这样截然不同的取向。比如针对一些收入波动较大的税种,省级政府会将该税种收入上收,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划拨地方,等于省级政府承担了财政收入波动的风险,更好地保障地方财力。”
“深圳相比苏州转型步调是比较早的,目前的阵痛已经不明显了。”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近十年之前,深圳很多制造业就已经开始向东南亚以及像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区外迁,这些年看起来没有高歌猛进,但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今天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基础。与之相比,苏州尽管也正在腾笼换鸟,推动产业转型,“但是从结构调整来讲至少比深圳晚了五年”。
“除去税收收入,重要来源便是财政赤字。因此,讨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是否可持续,本质便是讨论财政赤字是否可持续。”乔宝云解释,赤字率上升是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央政府以此平抑经济波动,但是如果经济持续下行,赤字必然难以持续。反之,如果通过提高赤字率,进而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额度,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赤字便可以持续。
5月8日,秦刚对伯恩斯强调,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这应该是中美之间最基本的共识,也是国与国、特别是两个大国相处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反腐败是久久为功的,庄德水说,从现实角度看,能够追回部分违法所得已是进步。他认为,贪腐官员在被立案调查前逃匿或自杀,后续的调查处理、追赃挽损至关重要。
2016年以后,我国开始推动财政事权改革,相应的带来了支出责任改革。特别是2018年以后,推动了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这便涉及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因此2019年增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当年规模便达到3.9万亿元。
GDP前十阵营中,深圳表现最为亮眼。今年一季度,深圳GDP达到7772.19亿元,同比增长6.5%,在十强城市中排名第一。相比去年同期,季度增量高达700亿元,以10%的名义增速领跑万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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