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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资质问题”，他解释道“国内取得抗原注册证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而国外需要的时间和审批流程简单。取得国外出口资质的企业有数百家，而国内有注册证的抗原企业仅有40几家，取得国外资质在国内是不允许销售的。”

　　他提醒称，应警惕高龄老人的“沉默性缺氧”，建议有条件的家庭可以自己购买、或者居委会也可以给80岁以上的老年人派送简易的指脉氧仪，监测感染的高危人员是否有重症风险；基层医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基本的氧疗，同时给予小剂量的激素、或俯卧位通气治疗，以减轻高级别医院收治重症病人的压力。

　　在马军看来，献血者的安全性，以及病人的安全性，都应该摆在第一位。如果患者在转阴后仍有包括乏力等一些症状，一周之内也最好不要献血，可以等到体力完全恢复。病毒是否减量到零，需要有规范的筛查和数据支撑。

　　以布洛芬为代表的退烧药，早已成了市场里的“珍稀物资”，各地甚至出现了“一芬难求”、“加价求芬”的情况。在北京地区的外送平台药品栏搜索发现，布洛芬缓释胶囊目前基本都处于无法购买状态。

　　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去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按照《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新进入的村医原则上要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质，但拥有这个资质的人，谁到村里去呢？村医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对年轻人来说，要编制没编制，要钱也赚不了大钱。

　　但在他看来，对于新冠康复者的献血量应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一般献200毫升，最多不超过300毫升，不要献400毫升，“他们在恢复期，抗体水平和T细胞功能可能都在剧烈变化，和病毒战斗的过程中也可能死亡了一些免疫细胞”。

　　他说，附近卫生院都缺药，底下村卫生室用药基本都从镇卫生院拿，所以现在情况也不乐观。村医可能有些自己的购药渠道，但这一时间点，“哪里还有药？”

　　李津表示，“启动一个药物生产之前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包括原材料准备、工艺规程、质量标准完善和制定、工艺验证、清洗验证，以及共线风险分析等等。而如果要启用一些闲置的生产线，甚至可能需要重新进行GMP认证或药品重新申报延续注册。”

　　直到11月20日，朝阳区和东城区的医护增援，方舱的医护人员才增加至100多人。此后，就像齿轮终于嵌合，医护轮班制开始运转。红区六栋楼，每栋楼配备一名医生，一至二名护士，自早上8点开始至次日8点，每4小时轮一次班。

　　虽然以上仅仅只是估算并不十分精确，但足以可以说明我们过去是不缺布洛芬的。“在疫情开放之前，不论是原料还是制剂，我们都没有出现过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李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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