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在该所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有一个重点布局方向是关于可控核聚变中的理论研究，这也是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但庄辞说，研究所现有资源很难在这个方向上引进一批优秀的人才。“所里非常希望能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重大核心问题做一些布局、组织攻关团队，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无奈说道。

　　学校给王印一间专用的木工教室，这里常常能看见孩子们的身影，这些学生有时拿着扳手拧螺丝，有时戴着护目镜和白手套，或是在测量和裁剪各种材料。不少孩子写完作业后，会跑来做自己的研究，除了每周的四节校本选修课外，王印也常来指导学生，直到天黑才回家。这些沉浸在手工探索里的孩子，每次考试都能考出不错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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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王印选择成为一名科学教师，辗转任教过三所小学。这些学校位于上海郊区、黄山边缘、浙江县城，都离他的家乡山东很远。在第一所学校时，那里有间闲置的车库，激活了他幼时的手工爱好。很多个周末，他都泡在车库里，买来各种工具，做所需的各类生活用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