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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9635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2859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5人。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当月,全国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021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0285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810人。
但绝对自由下,也有绝对的残酷。北生所内部评估非常严苛,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标准为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国际影响力。受邀参与评估的“国际小同行”数量至少10人,需要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工作,北生所的课题负责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大学能否得到晋升?这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所在的科研领域产生影响?课题负责人所做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使其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者都要满足。首次评估通过后,实验室经费升至每年300万元,如果评估失败,实验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员都要离开。“所以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实验室主任的权责利是一致的。”王晓东说。
中国驻加使馆发声明表示,“如果加方执意挑衅,我们将坚决奉陪到底。”这话说得很硬气,说明了加方行为的恶劣。不得不说,加拿大的对华外交,那么轻易就被几个反华政客利用虚假报告再通过媒体炒作而绑架裹挟,这实在令人悲哀。希望中加过去几十年互利共赢关系的历史,能让加方早一天回归对华冷静和理性。
经查,2022年12月11日20时至23时许,在青海省举办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期间,时任青海省委委员、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师存武,组织时任省委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李青川,省委委员、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文,省委委员、海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多杰,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洪涛,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永利,在省委党校学员宿舍聚餐饮酒,师存武利用职权要求省政府机关食堂为其提供并安排公务车辆运送菜肴,李青川提供8瓶白酒,当晚6人共饮用7瓶白酒。次日,师存武因醉酒缺席省有关会议,一名干部在学员宿舍被发现死亡。
早在2021年,时任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就透露,科技部将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对未来十年国内基础研究的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和安排,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并决定在前沿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据了解,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具体建设方案原定今年4月左右公布。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
其实,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提高稳定经费的支持比例,但由于整个体制存在对以竞争性经费为主体的路径依赖,无论科研工作者还是管理者,对稳定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关系,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共识。
本轮机构改革后,原属科技部的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被划入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可能是一种信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增加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的资助功能。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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