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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前举办的“2023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报告发布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召元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扩大消费是当前政策的重点，调查中受访者认为，消费复苏面临着多个挑战。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指出，上海先进制造业碰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制造业能级不高，一定是缺乏竞争力的，是生存不下去的、转移出去的。上海要有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增强赋能，这非常重要。”

　　作为制造商，浙江爱度能借助跨境电商，顺畅地从内销转向外贸，很大程度上是由瑜伽服这个天然具有海外市场基因、且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品类决定的。但切换到时装品类，行业的内在逻辑和格局，以及跨境电商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无论是B2B还是B2C，平台都难以说服传统外贸服装制造商直接下注。

　　罗松明有数个店铺，每个店铺有两三百个SKU（最小存货单位），客单价在20美元到150美元区间，除了高单价产品利润能达到30%之外，大部分产品利润都在15%左右。

　　据胡合斌介绍，那时跨境卖家经常下数千件的订单，建立信任后，一两万件的大订单也并不鲜见。“早期体量是特别大的，而且往往是做独立站的客户体量比较大。”胡合斌说。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戎之勤分析，从大众、通用汽车，以及上海化学工业区的重点外资项目，到近年来的特斯拉、奥迪等标志性项目的落地，外资对促进上海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开放发展，都发挥了支柱性的引领作用。

　　韩东表示，事实上，从消费来看，人们主要有两种心态，一方面，是人们对消费缺乏信心，其根源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提振实际速率和效果的“信心”，另一方面，人们也在担心自身千万不要输在新起跑线上。

　　理论上，头部制造商拥有更多资源优势，能承担B2C的试错风险。但受访的大中型制造商纷纷表示，术业有专攻，面对海外市场，很难像合作贸易商那样做深、做精。对此，文丹枫一语道破：“他一年十个亿的规模，你让他直播一晚上去挣那几个钱，他才不愿意。”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此轮国企反腐是腐败治理深化的内在要求，“从中观层面来看，国企近年发生了多起重、特大腐败案件，暴露出腐败预防机制和控制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提升和完善”。

　　叶志斌感叹，这一切都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了。那时跨境电商门槛低，随便做个网站，B端和C端都有大量订单。在选B还是选C的分岔口上，叶志斌因为自身的条件限制，希望更快、更容易地赚钱，因此抛弃了零售路线。然而现在，再想转向跨境零售，“已经不能有任何短板了。”叶志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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