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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朱波的工厂已经运营两年，势头不错。当地政府希望朱波的工厂向1076户农户出售售价为6500元一台的机器。当地政府允诺，农户向朱波支付2500元，剩余的4000元，先由朱波的工厂垫资，待农业局和林业局发给农户共计4000元的补贴到账后，再由农户支付给朱波。此后，朱波得到通知，称相关资金由省一级主管部门统筹整合，“这笔资金就一直欠着，欠了我们500多万，快六年了，杳无音讯。”

　　“我们完全没准备，现在家里还有一些食物，但不多。家家户户都缺水，喝的都快没了。”马先生还称，挨着北拒马河附近的村庄受灾更严重，刁四村、卢家场村等村庄的水位都非常高。

　　“我从事经营中药材销售20多年，从未遇到过这么大涨幅。”长期居住在广西玉林的张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今年53岁的张黎主要从事甘草销售，1998年开始，张黎和丈夫就开始从河北省安国市进购中药材转售至广西玉林。张黎表示，去年没涨价前，一公斤甘草售价20元左右，现在同样重量的甘草售价已涨到四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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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张明霞“胖、丑”的人就没断过，她不在乎。土豆粉3斤一包，售价34.9元，煮之前还得泡上6到8个小时。就这么一袋地方土特产，返乡创业的第三年，张明霞用“甘肃胖娃娃在助农”的抖音账号，带出了超过1000万元的销售额。

　　“在多因素推动下，2020年以来，多种中药材持续涨价。”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法学教授邓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首先，药品质量标准提高，监管日趋严格，符合标准的药品变少，对中药材的要求随之提高，使得中药材价格水涨船高。其次，国家虽然鼓励并推进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但推进过程中难免会有种植户转投其他产业，导致部分药材种植减少，种植成本上涨。再者，受气候影响，多种药材普遍减产，中草药种植面积有所萎缩，如青翘、酸枣仁、柏子仁、沙苑子、白术等药材因干旱与洪涝交替出现减产。此外，中药材种植加工工艺难度增加、国家对进口中药材的管制导致一些中药材原料缺乏、劳动力流失等因素也是药价普遍上涨的原因。

　　张程是安国当地的一名中药材基地种植农户，20多年前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药材种植，他的种植基地占地约600亩。张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诸如丹参等一些中药材可以在冷库囤放很久，但对防风等中药材来说，至多囤在冷库一年多，就需要流通出去，否则防风的内芯会变黑，会被兽药公司收购，用作兽药，价格与人用药品的价格相差十几倍。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农村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关于“新农人”的报告。这份名为《数字农人：新媒体赋能下的乡村发展新动力》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抖音平台上有超过4万名三农创作者。其中，城市白领返乡创业占比最高，为21%；农民工和大学生占比分别为17%和13%。在所有创作者中，31~40岁的返乡青年占比54%。

　　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在拥有足够的粉丝和流量以前，他们需要熬过漫长的启动期。2020年，孤注一掷的五个人，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运转。卸一吨货，价钱最好的时候，也只有47块钱。最险的一次，几个人一起从车上跌落，摔得好几天都走不了路。“我们干日结，纯苦力。”杨小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就是我们甘肃定西的宽粉，吃起来很筋道，是用纯洋芋做的，没有添加别的粉。”27岁的张明霞扎一个丸子头，袖子撸得老高，端一盘用辣椒拌好的定西土豆宽粉站在镜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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