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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黄令仪问“你们有多少经费”，回答是200万元，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顶多只能拿100万做CPU。此时黄令仪心中一震，软件费、投片费、人工费、返工费……这个经费要差一个数量级！当时的她有点不敢接，只怕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2012年，北京市药监局拨付的68万余元办公用房维修改造经费，成为闫学会眼中的一块肥肉。在研究资金使用的党组会上，她授意李某汇报，声称将由北京双鹤净化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承揽维修改造工程。因双鹤公司之前承揽施工局会议室装修工程，质量可靠，与会党组成员一致同意继续由该公司承揽新的工程。但他们没有想到，这其实是闫学会导演的一出“狸猫换太子”。

　　近段时间，政府多次表态，新政频出。不少外企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将继续投资中国。目前，来华名单还在拉长，投资项目还在扩充，“下一个中国”还在中国。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这篇文章2022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研究显示，地表风速减弱贡献了这一时期沙尘活动下降的46%，起主导作用；土壤变湿以及植被绿化贡献了剩下的54%。其中，植被绿化的贡献率大约为30%，包括人类的植树种草工程，也包括自然生长的植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治沙工程所能起到的作用远小于气象要素变化的影响。

　　根据多家山东媒体提供的现场视频，当天，主席台上的校领导也跟随着现场音乐一同跳操。有网友评价道，该放松的时候放松，该严肃的时候严肃，挺好的。

　　现在是中企投资澳大利亚的好机会吗？23日，澳大利亚亚司特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盛冕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要根据某一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来判定。据盛冕观察，目前中企投资澳大利亚主要集中在医疗、新能源和基建领域。据悉，亚司特全球董事会独立董事也于近日到访中国，拜访当地重要合作伙伴。该所主要在跨境交易中为客户提供法律和监管方面的服务。盛冕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后疫情时代，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非常关键。”他认为，前几年由于疫情，一些企业对海外投资的信心下降。如果中澳两国政府着力推动双方的合作关系，帮助市场重建信心，那么两国间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达成。

　　在2019年9月9日，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就曾审议通过《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30日下午在海南博鳌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他指出，希望企业家在提振信心、改善预期上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我们对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一直高度重视，下一步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支持各类开放平台加快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扎实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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