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赤提到了由最高检推动的企业合规改革。从2020年起，最高检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他分析，从发展趋势上看，企业合规试点改革的前三年里，主要针对中小企业以及小微企业，接下来则将拓展延伸到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国企反腐及国企合规，是企业反腐、企业合规的重要方面。国企应该在企业反腐及企业合规上发挥示范、表率和引领作用”。

　　虽然当时几乎看不到供应链转卖家的成功案例，但更大的利润空间让胡合斌决定下场做卖家，“做销售肯定要比做生产好，直接掌握主动权。”

　　东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杜宝贵研究该地区发展时提到，究其原因，首先是固有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他认为，东北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承载了更多的历史使命，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型；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策红利更多向东南沿海倾斜，东北几乎没有享受到多少政策红利；此外，长期以来，东北受计划经济思维的羁绊。他说，总体上，东北地区的“保守”思想较为浓厚，政府的“有为”与市场的“有效”形成错配状态，要素市场发育缓慢。《世界杯能不能只押胜负》　　供应链一端，从业者不愿夸大跨境电商在中国服装外贸转型升级中的角色和分量。在他们看来，借由新渠道开拓的市场空间，可以为中国产业链条中的部分主体赢取更多时间和资本，但只有当它们被进一步投入到技术进步和创新中，才能换来更高的附加值和更有分量的产业链分工，转型升级也才能真正成立。

　　不过，他引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丹·布莱克（Dan A。 Black）等人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活在美国阿巴拉契亚煤矿地区（包括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县）的人们经历了一次能源价格上涨，研究人员对煤炭储量不同县的人们的收入与生育意愿的研究显示，伴随着收入的增加，富煤县男性的收入提高，生育率也随之提高。研究人员发现，收入增加10%会导致出生率增加8%。这对过去认为“越穷越生，越富越不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具体到巴西，巴西有巴西的国情，但我总觉得，中巴加强治国理政的交流与合作，肯定不是一件坏事；巴西的问题，巴西的教训，也值得中国和世界认真汲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