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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川说，通常学员上了飞机，关注的是驾驶体验，但吴光辉不同，他特别关注各种机型的性能和优点。“比如说赛斯纳172这个型号，它的稳定性比较高，吴院士上了飞机就注意观察，这是怎么通过飞机设计实现的。”

　　2015年11月2日，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浦东基地正式总装下线，标志着C919大型客机项目工程发展阶段研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中国企业家》：你在书里也举了以色列的例子，以色列人口没有那么多，但仍然是世界创新的一个心脏，你给了一个解释——虽然以色列创新能力很发达，但很多创新成果是在以色列以外呈现出来的。

　　“虽然从面积上看，目前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是当前正值农忙季节，麦收之后还要继续抢种下一茬作物，需要抓紧抢收，让收割机械及时到位，加快进度，及时烘干，想办法将损失降到最低，维护农民的种粮利益。”姜文来说。

　　尽管丁肇中的前辈、诺奖得主杨振宁对此持反对意见。杨振宁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花费数百、上千亿元去寻找“只存在于猜想中的粒子”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显然，丁肇中不同意这点。

　　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大型飞机重大专项被确定为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L3实验中，丁肇中的国际合作团队更加庞大，共有美国、中国、苏联等19个国家的600多名科学家参与，中国的主要贡献是精密仪器制造和物理分析。王贻芳参与了L3实验中重要的物理分析工作。5月16日下午，高能所举办的一场对谈活动中，王贻芳说，MARK-J实验中，丁肇中有意把每个中国科学家分到实验的不同层面，覆盖到整个高能物理实验的各种领域方向，这也是后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建设相对顺利的原因。参与MARK-J实验的第一、二批人，日后都成为了BEPC和北京谱仪的核心骨干人员。“每个子系统的人都是从MARK-J训练出来的。”王贻芳说。

　　2008年，按照估算，全世界投在AMS上的钱已达到了15亿美元。丁肇中在五月花酒店的房间内接待了《自然》杂志的记者并对他说：“目前除了这件事（AMS），其他什么我都不做，我对项目出现的所有问题负责。”之后，《自然》讲述了丁肇中与AMS的故事，标题叫《丁肇中的最后一搏》，这一年，他72岁。

　　近两年，事务缠身的吴光辉较少在媒体上露面。但每到全国两会等重大活动期间，他一定会抽出时间介绍C919的进展，不厌其烦地回应外界对C919的关注，并就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提升航空大数据利用潜能，适应航空业效率提高、旅客服务方式更新的迫切需求”“航空立法”“改善科研环境”“中国制造要走出‘贪大求快’误区”……

　　“澳大利亚稳定同中国关系的最新举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评论称，法瑞尔此访将寻求解除对龙虾、牛肉和葡萄酒在内一系列澳大利亚输华商品的限制。新加坡《联合早报》称，法瑞尔访华对中澳经济而言都是好兆头，为强化两国外交关系奠定基础。《澳大利亚人报》称，此访将为澳总理阿尔巴尼斯计划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铺路。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戴维·奥尔森表示，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澳企“都希望看到两国关系恢复稳定”。奥尔森坦言，尽管“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消除目前影响澳出口商的贸易障碍将是重建双方信任和信心非常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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