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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还表示,针对一些地方和单位公款吃喝、“舌尖上的浪费”不时反弹,贪图享受、讲究排场陋习不改等现象,要及时严肃处理,点名道姓通报。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理论物理所90%以上引进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优青”“杰青”或“百人”“千人”,这些都是分属基金委、中科院、中组部的人才项目,3~5年内会“自带”几百万元的经费。如果没有这些“匹配经费”,仅靠研究所自身,很难让科研人员组建研究团队和维持相对体面的薪资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论物理所的现状仍是:很多科研人员根本招不起博后,项目经费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仅能负担一名博后的费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负责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成为2016年首批获得该项资助的三个项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项目经费管理比较宽松,但问题是这种项目太稀缺了,这虽然是一种稳定支持的模式,但本质上仍是一类竞争性很强的项目。庄辞也认为,这类项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仍是面向极少数人,目前竞争已趋白热化。
今年2月1日消息,黑龙江省发改委党组成员、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辛敏超被查,他于2011年任五常市市长,2014年6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6年11月调任双鸭山市委常委,张希清正是他的继任者,2016年11月任五常市委书记。
日本在常规机构式资助外,创设了一种颇具“竞争性”的特殊稳定支持模式。2007年起,日本开始为一些经严格筛选的基础研究顶级机构提供10~15年的长期稳定资助,每个机构每年约有5亿~20亿日元的政府专项拨款。入选WPI的中心每5年要进行一次严格评估,根据结果确定是否继续支持,评估标准很高,比如未来10年能否取得世界顶级的成果,能否聚集7名以上世界顶级专家,课题负责人中的外籍科学家是否达到20%等。
夜幕下,位于海甸岛的“天空之山”驿站和华彩·海口湾广场,灯火通明、人流如织,众多市民和游客在此消费休闲,体验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冯飞在走访中了解驿站运营、商场招商及假日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节点。要充分结合优质文化资源,举办更多契合潮流消费的时尚活动,丰富消费业态、提质消费供给、激发消费活力,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特约评论员 管姚:中国政府现任欧亚事务代表是资深高级外交官李辉,他曾任副外长,也曾在俄罗斯出任大使长达10年,应该说,李辉大使在俄乌两国都有很高的认知度,也有广泛人脉。今天毛宁在回应彭博社记者提问时特别介绍,李辉熟悉相关事务,将为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这当然也让国际社会对李辉即将到来的出访与深入沟通,充满了期待。今天毛宁在记者会上也强调,欢迎乌克兰总统任命新大使,愿为他履职提供便利。所以我们看到,在中乌元首通话直接沟通后,乌克兰危机劝和促谈确实出现了新气象,迎来了新契机。但也必须要承认,新契机能否把握,新气象能否延续,劝和促谈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果与突破,实际上也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性。李辉大使访乌沟通,应该已是中乌元首的共识,但通话也指出,李辉是要与危机各方作深入沟通,在乌克兰以外的后续沟通行程,包括沟通成果,还需作进一步的观察,中方代表要为此作出更大更艰苦的外交沟通与斡旋努力,当然,国际社会尤其危机各方更应相向而行,那些拱火浇油、趁机牟利的国家,必须作出调整转向,否则,劝和促谈恐怕难有转折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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