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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负责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成为2016年首批获得该项资助的三个项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项目经费管理比较宽松,但问题是这种项目太稀缺了,这虽然是一种稳定支持的模式,但本质上仍是一类竞争性很强的项目。庄辞也认为,这类项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仍是面向极少数人,目前竞争已趋白热化。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在中国提出有关乌克兰危机的中方立场以后,国际社会其实对中国之劝和促谈是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后,欧洲一些国家更多的人相信中国的诚意,以及中国的能力。
五一前夕,我走访武汉高校、景区和购物中心等场所发现,这座城市对外地游客颇为热情,也许人们仍然感念疫情期间各地的驰援。五一来临,大批游客即将到来,如何为海量游客提供愉悦的体验,也是武汉面临的考验。
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快80岁时的黄令仪仍然每天到公司上班,拖着鼠标在电脑上查电路。他想说不要这么辛苦了,黄令仪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大约全国去了32人,别人摊位是一个公司,我们则是一个国,摊位小而拥挤,但毕竟突破了‘零’。”黄令仪曾在自述中写道,“归国的大巴走了约一半车程,被通知我送的专利被评为银奖,高兴之余,写了几句歪句:神州之尊重泰山,赤子荣辱轻鸿毛;灵台无计四十载,不觉青丝已成雪。纽伦堡夜星光灿,启明银座落中华;十年耻痛今宵去,芳草天涯迷人还。”
在加州拉斯维加斯的展会现场,她参观了一周,成千上万的摊位几乎跑遍了,却没找到中国的摊位。好不容易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几个国人手中拿着长城公司的塑料袋,她立马迎上去,亲切地问:“你们是来参展的吧?” “不,是来参观的。”
号称“全球最大纯商业体”的“武商梦时代”被视为武汉商业和消费潮流的风向标。今年春节期间,我曾来到这个刚刚开业的商城,见证了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五一前夕,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商城人气依旧旺盛,与春节期间可谓不遑多让。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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