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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广州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申军良就带着钟丁酉去了广州中院申请会见张维平、周容平。“因为民事赔偿还没有完全执行,最重要的是梅姨还没落网,至少还有3个孩子没找到,他们可能是最后的线索。他们被执行死刑之后,梅姨这个人可能就真的消失了,我们想在最后的时间里争取一下。”
基金委改革明确了四类研究的资助导向:鼓励探索,突出原创(Ⅰ);聚焦前沿,独辟蹊径(Ⅱ);需求牵引,突破瓶颈(Ⅲ);共性导向,交叉融通(Ⅳ)。社论对这一分类有着精准的概括: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科学前沿问题研究、经济社会所需的研究、应对重大挑战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伯恩斯这番表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政府清楚认识到增强中美经贸及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对美国的重要性。然而,受国内政治氛围的影响,这样的表态对提升双边交往水平依然不利。高凌云说,美国“政出多门”的现象和美国官员言行不一的表现,往往给打交道的另一方制造出许多麻烦,有时甚至故意引发新的矛盾,让本可以缓解的僵局进一步恶化。
为了突破“两弹一星”中的瓶颈,国家成立计算机所二部,专攻微型计算机和三极管等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芯片研究团队,黄令仪是团队负责人。在缺资料、缺设备、缺人才、缺材料的情况下,她带领队员们呕心沥血成功研制出半导体三极管。
日本在常规机构式资助外,创设了一种颇具“竞争性”的特殊稳定支持模式。2007年起,日本开始为一些经严格筛选的基础研究顶级机构提供10~15年的长期稳定资助,每个机构每年约有5亿~20亿日元的政府专项拨款。入选WPI的中心每5年要进行一次严格评估,根据结果确定是否继续支持,评估标准很高,比如未来10年能否取得世界顶级的成果,能否聚集7名以上世界顶级专家,课题负责人中的外籍科学家是否达到20%等。
中国当下的基础研究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其特点是科研人员主要通过项目竞争的方式获取,这些项目分布在科技部、基金委等不同科研管理机构中,每类项目对应不同的资助额度和周期,项目评审也由政府机构组织临时性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这种竞争是全国范围内的优中优选。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其实,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提高稳定经费的支持比例,但由于整个体制存在对以竞争性经费为主体的路径依赖,无论科研工作者还是管理者,对稳定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关系,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共识。
悉尼洛威研究所国际安全计划主任萨姆·罗格芬表示,任何向远程打击能力迈进的举动都会破坏地区关系的稳定,特别是与邻国和地区伙伴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并进一步与中国对抗。
在较长时期里,中加之间都保持着很好的双边关系,两国在许多方面互补,各类往来交流都十分密切,这本来是两国关系应有的模样。但是很不幸,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下,加拿大一再做出错误的决定,也令它离一个以斡旋、调停见长的“中等强国”越来越远。当加拿大有人将“干涉内政”的矛头指向中国的时候,它的强邻美国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偷着笑。加拿大真正不受外来干预的表现,是如何站在维护其国家利益而非政客利益的坐标上,选择正确的国家道路。在这一点上,渥太华需要拿出勇气,为自己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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