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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常州市互联网信息中心“觅渡新语”撰文指出，GDP破万亿是城市能级提升的一大标志。城市能级越高，城市带给人的机会就会越多，发展空间就越大。“事实上，不论特定重大项目的审批，还是外来大项目的投资，城市能级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依据。”

　　她曾长期在宁波市工作，历任海曙区委书记，宁波市副市长，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等职，2015年任宁波市常务副市长，2017年任宁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连欣和杨占雷均为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莫彩华于2009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学习，毕业后继续在该校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

　　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3.5%，比上月加快4.3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48.7%、18.8%、17.6%、13.2%，比上月分别加快18.8、7.9、5.7、1.2个百分点。1-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4%，比1-3月份加快1.7个百分点。1-3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0%。4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1%，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2.3%，其中，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地方财政收入下降，支出相对刚性，必然带来财政自给率下降。”乔宝云指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更多指向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水平难言降低，当经济面临波动性困难，就需要中央扩大转移支付额度予以平抑。

　　从城镇私营单位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年平均工资分别为7.3万元、5.3万元、5.6万元和5.0万元，增速分别为4.7%、1.5%、2.8%和3.7%。以东部为1，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1：0.73：0.76：0.68，2021年为1：0.76：0.78：0.69，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差距有所拉大。

　　但遗憾的是，无论伯恩斯大使如何释放信号，至少目前而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然停留在竞争性对抗的轨道之上。事实上，伯恩斯本人5月2日就指出，中美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合作会“增强中国军事和情报能力”，而美国完全没理由这么做，“因为我们正与中国进行一场重大竞争”。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四年来首次访华，寻求贸易全面解冻”，据澳媒报道，应中国商务部邀请，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11日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其间将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会晤，并共同主持召开第16届中澳部长级经济联委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日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推动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可在此过程当中，通过建设性磋商平衡解决各自在经贸问题上的关切，共同造福两国人民。澳媒称，这是中澳两国最高贸易官员2019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堪培拉与最大贸易伙伴关系升温的又一迹象。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戴维·奥尔森表示，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澳企“都希望看到两国关系恢复稳定”。与此同时，据澳媒报道，美国方面私下警告澳大利亚对华外交要谨慎，有学者提醒称，在政治上紧紧跟随美国，这会给未来的中澳经贸合作带来潜在的风险。

　　在单元庄看来，西安具有新兴科学技术和产业的综合优势，跨的领域很多，从传统能源、技术加工到新型航空航天、电子通讯等都有很好的基础。这也是在智能化产业革命浪潮中，西安能够抓住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风口的重要原因。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周方银1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澳关系当前的改善来之不易，双方都希望把这个势头保持住。中国的经济价值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澳大利亚主要依赖原材料出口，它需要一个大的工业国才能产生足够的需求，除了中国它很难再找到一个如此契合的贸易伙伴。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教授陈弘表示，相较以往，中澳双方现在无论是部长级的对话，还是民间互动，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和改善，这是喜人的迹象。但我们希望澳方不要把解决中澳之间的经贸争议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先决条件，中方无意把经贸作为一种条件或障碍，始终认为经贸关系是中澳关系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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