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张悦 环球时报记者 谷棣]当中国和韩国多地4月中旬被发源于蒙古高原的沙尘暴笼罩时，又有韩国媒体不负责任地炒作“韩国是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这一幕自然让人想起一些韩国人近年来屡屡“归罪”中国的做法。与此同时，多家韩国和国际机构的民调均显示，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特别是一些自称“进步”的年轻人“厌华”情绪相对更强。《环球时报》“中外民间交流系列观察”栏目组就此话题深入采访后发现，部分韩国人对华心态上的变化反映出他们尚未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地位变化，仍固守原有利益观和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国人交往时高度敏感。中韩建交今年已是第31个年头，两国之间多领域的友好合作有目共睹，但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让双方重视两国关系发展的人士感到遗憾，并期待通过促进交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一把手”作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权力集中、责任重大。当前，个别“一把手”独断专行，开会搞“一言堂”，决策搞“家长制”，什么事都个人说了算，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世界杯 代理》　　在实际案例中，魏昌东提到，上述官员的做法已不新鲜，最新“玩法”是“白手套”资金代持，官员本身不参与其中，权钱交易的线索虚化，甚至被掩盖，这加大了腐败治理的难度。

　　庄帅则认为，实现半日达的关键点在于，一方面需要合理的仓配布局，大部分平台会选择自己的优势城市先试点，另一方面根据数据再进行相应的仓配布局调整。

　　事件引发岛内对台湾高铁的反思。谭主翻查资料发现，台湾高铁于1999年动工、2007年试运营，相比2008年大陆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京津城际高铁开通，起步不算晚。但后来十几年，大陆高铁发展一日千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