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2022年世界杯最新盘口》　　特约评论员 管姚：这是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都高度期待的一次重磅通话。这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非常强烈的对华沟通意愿，此前乌方在参加慕尼黑安全峰会时，乌克兰第一夫人也特别向中方转达了泽连斯基本人表达对话期待的专门信件。说到欧洲大陆的共同期待，近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相继访华，也都表示乐见中乌元首直接沟通，期待中方推动俄乌危机解决发挥更大影响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元首应约通话，乌克兰包括欧洲方面，都是得偿所愿。这种对华强烈沟通意愿背后传递的信息，也是再明确不过，正如英国外相周二在伦敦金融城阐述对华政策时，所着力强调的：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离不了中国。欧洲大陆自二战后爆发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要解决，当然少不了中国卓有成效的劝和促谈努力。 

　　从二极管、三极管、大规模集成电路，到中国自主研发设计的第一枚CPU芯片，黄令仪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微电子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退休之后，她继续发光发热，成为龙芯研发团队项目负责人之一，被誉为“中国龙芯之母”。

　　“黄老师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在桂林亲眼见到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防空洞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种精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胡伟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