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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突破“两弹一星”中的瓶颈，国家成立计算机所二部，专攻微型计算机和三极管等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芯片研究团队，黄令仪是团队负责人。在缺资料、缺设备、缺人才、缺材料的情况下，她带领队员们呕心沥血成功研制出半导体三极管。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

　　曾当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的周忠和认为，真正对基础研究有益的长期稳定支持，不是项目式的稳定，而是给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稳定”，即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薪酬，这应该是由财政兜底的。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每年给研究所提供的稳定运行费太低，造成稳定与竞争性经费的比例失衡。

　　从研发投入总量看，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R&D）投入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32%，相较十年前的4.8%，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25%的平均水平。王贻芳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与总体的投入比例不足有关，更关键的症结在于，6.32%的经费也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造成经费的使用效益不高。

　　一方面表示准备好接触，一方面抱怨是中国阻碍了沟通交流，要求中国“主动一点”，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传递这样的信号。此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中国军方领导“多次拒绝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所提出的通话要求”。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时，声称中国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之际，拒接美军电话，旨在吓唬美军。上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七国集团（G7）外长会上也称，中国“必须”表现出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

　　张希清于2016年11月至2020年1月任五常市委书记，后任哈尔滨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今年4月25日通报被查。

　　反馈指出，集团总部“机关化”色彩还比较浓厚，对巡视及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彻底，部分资产管理存在风险。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淄博是一座重工业城市，拥有全面的工业门类，曾凭借着良好的基础和资源禀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淄博所处的产业环境发生变化，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曾经拖动经济齿轮飞速运转的重工业，变成了淄博必须“腾笼换鸟”的历史包袱。

　　会后，黄令仪问“你们有多少经费”，回答是200万元，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顶多只能拿100万做CPU。此时黄令仪心中一震，软件费、投片费、人工费、返工费……这个经费要差一个数量级！当时的她有点不敢接，只怕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本报记者 互博国际 【编辑:互博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