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是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和国际合作组发言人，他分析说，在人才引进方面，首席科学家也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在评定职称、工资和绩效等方面，都要归所属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比分赔率》　　这一幕发生在浙江安吉县蓝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小学部的操场上，也出现在水火箭总设计者、科学老师王印的短视频里。现实中，前后共有80多名小学生参与了火箭的制作和发射，现场时常发出阵阵欢呼。在抖音上，这些平凡材料承载着的航天梦想，在“科学老师王印”的账号下，则收获了五湖四海的网友近200万次赞。

　　另一优先领域是增加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其中还包含了多项调整建议，如为海军配备更多远程打击武器的小型舰艇、为F-35A和F/A-18F战机配备远程反舰导弹，并与美国合作开发“幽灵蝙蝠”无人机组等，使其能够“从澳大利亚进行海上、陆地和空中的机动行动，增强远程火力”。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