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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持续出圈的淄博,似乎解锁了“流量密码”,成了热搜榜上的常客。这也让这座城市的所有细节都暴露在高倍显微镜下,被抽丝剥茧细细审视。
王贻芳指出,要从总体上推动稳定经费改革,就要从中央财政中额外划出一笔稳定支持经费,具体到如何落实,匹配给谁,怎么定义基础研究机构,不是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中央层面去统筹协调。本轮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员会或是一个解决经费问题的很好契机。
其实,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提高稳定经费的支持比例,但由于整个体制存在对以竞争性经费为主体的路径依赖,无论科研工作者还是管理者,对稳定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关系,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共识。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注意到中国准备建立谈判进程,俄方原则立场与中方立场文件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外界注意到,扎哈罗娃例行性表态称乌克兰缺乏真诚谈判的意愿。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本轮机构改革后,原属科技部的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被划入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可能是一种信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增加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的资助功能。
在“基本上没有实验、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所,庄辞观察到,科研人员收入中有近40%需要从科研项目中支出,这就导致如果不争取项目就没办法保障自己的收入水平,“甚至在北京的租房压力都很大”。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解读称,受人们对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和网络购物需求量较大等因素影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两类单位平均工资分别增长9.4%和8.1%。
直新闻:就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将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并作深入沟通,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应询时强调,将适时发布消息,你对此又如何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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