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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间，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发现“存量资金”比较大，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我问科研人员，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没经费就没绩效了。”

　　对加班费，即使签订了协议，同意公司不支付加班费，也不能被法律认可。单位只要违反了法定工作时间标准、超时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市场准入规则是外资最大的关切点之一。在这些方面，中国吸引外资仍有可优化的空间。中国欧盟商会副总裁Jens Eskelund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欧洲公司主要希望平等的市场准入和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并重视任何能够恢复中国商业环境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有效率的政策。

　　2019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文指出，蒙古国的畜牧业曾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引擎，现在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的威胁。自1990年以来，牲畜数量增加了三倍，达到7000万头，大大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该机构研究还指出，蒙古的过度放牧与全球羊绒价格飙升有关，同时也与缺乏适宜的土地使用法规或草场管理标准有关。 

　　9 月新德里将迎来G20领导人峰会，这是全年所有进程和会议的高潮。来自G20集团成员国和受邀国家的约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此次峰会。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如“萨德”入韩事件、海域划界和中韩渔业纠纷等都会影响韩国民间的对华认知。詹德斌认为，一些韩国民众错误地将中韩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归罪于中国。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1991年），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GDP的86%。在与中国的对比中，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20年韩国GDP规模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

　　此外，CDF年会期间，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会见了宝马、博世、博通、康宁、梅赛德斯-奔驰、辉瑞、施耐德电气、西门子等跨国企业负责人。国家发改委、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也会见了部分外资企业代表。这些部门在会谈时均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表示将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

　　要加强改革调查研究，多到矛盾问题集中的地方和部门去，深入基层、走进群众，体察实情、解剖麻雀，既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又善于综合各方面情况，在总体思路和全局工作上多动脑筋多下功夫。

　　服务业也已经成为中国外商投资的另一大去处。据AgeLifePro统计，截至2020年底，已有至少11个国家和地区的40家公司进军中国养老市场，遍布17个省份，已建成44个项目。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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