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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党纪处分条例明确，“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监察法第三十一条也对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可以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作出相应规定。党的十九大以来，有一些严重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主动投案，如实交代问题，真诚悔罪悔过，受到从宽处理。相反，也有一些人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甚至假投案刺探虚实，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从严从重处理，追悔莫及。

　　但郭威提到，但并非所有医院都具备同济医院这样的条件。此外，院感防控存在一个“两难选择”，即如何平衡加强新冠的院感防护与积极推进医院其他病情的救治工作。他解释，有些医院不具备设置缓冲病房的条件，不能在一线发现阳性病人，患者和医护人员被传染的风险会增加。但另一面，如果医院对缓冲病房管理严格，也会降低收治效率，“因为缓冲病房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独立的单间或者两人间，医疗资源的占用率更高”。

　　“《征求意见稿》在准入审查环节从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股权结构和诚信状况等方面规定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应符合的法定条件。在行为规范环节注重对股东的‘穿透式监管’和股权结构的审查，并赋予银保监会对主要股东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审查的能力。”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会长杨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还表示，与修订前的版本相比，《征求意见稿》对监管强制措施的规定更加具体和丰富，针对性更强，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监督管理手段。

　　陈菲形容那几乎是“拿着名校毕业证书换钱”的时代。这吸引了师范、新闻、金融、自动化、建筑，甚至“生化环材”等冷门专业优秀毕业生涌入。

　　陈菲记得，那一年她专门飞去北京参加龙华区教育局的面试，面试官口头承诺，到手年收入至少30万元。入职一年多来，年薪打了6折。今年7月，入职满一年的她提交了公租房申请，至今显示未入库，还在审核当中，身边同事是轮候了5年才住上。

　　除审查外，《征求意见稿》中与股东有关的新增条文中，还包括对于股东监管强制措施和股权转让强制执行。刘晓春分析，这主要是为避免成为银行股东后，滥用权力，行为失范，但依然可以控股银行，不受法律约束。

　　据羊城晚报，12月2日，广州市海珠区多位小区业主向记者表示，其所在小区开始以“楼层”为单位划定高风险区，即将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所在楼层划定为高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务”的防控措施。除高风险楼层或住户外，其他住户凭“绿码”正常出入小区。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专家金冬雁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说明香港9月底实行“0+3”以来，虽然输入个案增多，但社区中受新冠病毒感染的总人数基本平稳。近期感染人数略有抬升，可能和香港第五波疫情海啸期间人体内的抗体近期开始衰减有关，因此香港正加紧给老年人接种二价疫苗。但只要阳性检出率能维持在2%上下，即香港750万人口中，约有15万人感染，这就意味着只有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总体疫情形势可控，这也是香港具备条件把边境进一步放开的重要原因。

　　徐麟出生于1963年6月，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十九届、二十届中央委员。原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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