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兴高采烈：他们终于有机会见识什么是“大北京”了。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蒲公英学校和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学校一样，坐落在尘土飞扬的平房之中。然而，它与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不同的是：它是北京第一所获得国家正式批准的打工子弟中学，是一所非营利的学校，校长郑洪20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攻读的是MPA（公共管理硕士）。

    募捐是郑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这次春游，她发动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募捐了5000元。但仔细算一笔账，学生、家长和老师总共近240人，5000元根本不够这次春游的车钱、饭钱和门票钱。

    于是，郑洪开始游说。旅游公司一听说是打工子弟学校春游，二话没说，5辆车3500元的费用减为1500元，圆明园和北京植物园则免费对学生们开放。

    “没想到最后还剩下2000元，可以组织下一次春游了。我已经联系好了故宫。我们应该带着孩子们去看看真正的北京。”郑洪说。

    这位54岁的女校长说：“蒲公英虽然看起来毫不起眼，但生命力极其顽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生存，如同我们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们。”

    孩子们带着老师转变

    2005年9月，郑洪在混乱中迎来了第一批打工子弟学生，也迎来了自己的校长生涯。刚开学的时候，学校里几乎每天都有突发事件：有打架的、闹事的，还有出走的，严重的时候，同学间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惊动了110。

    有个班级被称为“大闹天宫班”。这个班的学生不爱学习，和外边的人天天打架闹事，但是他们特别团结。

    “大闹天宫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气走3个班主任。

    打架、闹事，学习基础差……老师们对孩子们的未来充满了忧虑：这些学生以后会怎样发展？学校能维持下去吗？

    郑洪倒是很坦然：“不要责怪孩子。他们从小跟随父母到处游走，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而这正是我们要教给孩子们的。”

    郑洪说，保持师资力量，是打工子弟学校遇到的最难的一个问题。这里的老师大多是发自内心选择来这里的，他们的这一选择是经过感动、理解后的自觉行动。

    张勇是内蒙古民族大学2001级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2005年大学毕业后，他家里就在当地一所公立高中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张勇在那所学校只干了几天，就请假到外面去看看。听说北京有这样一所学校，他就递了一份简历。然后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过来上班了。

    可是，刚到这里不久，张勇就动了要走的心思：当时学校正在改造，老师宿舍5人一间，与工棚相差不多。公立学校的学生很听话，而这里的学生很调皮。

    有一天，学校让张勇跟着校车接送学生，顺便进行家访。当天16时30分，学校放学后，张勇跟着校车走了一个半小时，来到一个13岁男孩的家。

    那是一片平房区。张勇站在学生的家门口与学生母亲聊天，随便向屋里望了一眼。这一眼就让他看呆了：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摆着一张上下铺的床，上铺属于学生的父母，下铺属于学生和他的两个弟弟。学生的父亲以修车为生，一辆没有修理完的三轮车被推到屋子里面。再加上一台缝纫机和一个摆在地上的电饭锅，屋里基本没有了活动的空间。

    在回来的路上，平时很活泼的张勇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怎么也没想到在首都还有这样贫困的家庭。内蒙古的生活尽管不如北京富裕，他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向学生们发火。我们一发火，就等于取消了他们调皮捣蛋的资格。他们可都是孩子啊！”张勇说。

    尽管老师们在改变自己态度的同时，并没有希望孩子们的成绩能有多大的提高，但学生们不这样认为，他们不放松自己。

    张勇原来是二年级二班的副班主任。班里有个女同学叫陈璐，学习很好，是个自尊心特强的女孩子。上学期期中考试前的一次语文考试，她的成绩不是很理想。这个学生当天没有吃晚饭。晚上7时上晚自习时，她把卷子放在了凳子上，跪在地上抄卷子。当时，教室里有十五六个人都在上自习，整个班级陷入一种沉默的状态，没有人叫她起来。

    19时15分，张勇来到教室。他从窗外往教室里望去，却看不到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张勇推开屋门，一下子就愣住了：所有的学生都跪在地上，反复地做卷子。

    “这是怎么了？”他问旁边的一名学生。

    “老师，你别管我们！我们在自我反省。”这个学生说，“我们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自己，我们很失败。我们要以此督促自己。”

    张勇对孩子们说：有这种意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体罚自己啊！

    他走上前去，想把孩子们拉起来，可是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起来。

    于是，张勇也跪在了地上：“这不是你们的错。没有教育好你们，是老师的失败。要惩罚就一起惩罚吧！”

    这时，班长对张勇说：老师，这件事情与你们无关，我们就是要惩罚我们自己。

    就这样，学生们和他们的老师，跪着上完了两个小时的晚自习。

    第二天上早自习时，班里没有住校的八九个同学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就跪在地上上了整整一个早自习。

    “这些孩子的自尊心太强了。”张勇感慨道。

    孩子们让老师刮目相看。刚入校的时候，北京市小升初的卷子，很多孩子考了十几分，及格率不到30％。到了期中，原先那些成绩差的孩子们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三四十分。等到期末考试结束，不及格的比例成了一位数，不及格的学生中，一些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达到了四五十分的水平。

用开放的心态去包容孩子

    今年元旦，因为来了一个新的班主任王建华老师，“大闹天宫班”又开始“出山”了。一开始，谁也没有指望这个女老师能待很长时间，毕竟有4个前任老师的前车之鉴。

    王建华还没有到这个班报到，就先认识了班里所有的孩子——她一家家地去家访。正式就任班主任以后，她从一早开始，就跟孩子们待在一起。每天，她都跟学生们一起吃早饭、跑操。孩子们的基础差，她就利用午休和晚休时间给孩子们从最基本的拼音补起。晚自习上完了，她自己花钱买来葫芦丝，请音乐老师教孩子们吹奏。

    她把教室当成自己的家。教室前面有一块空地，王建华就在空地上插上假花。她用不多的钱买来好看的塑料布，挂在学生们放饭盆的柜子前。整个班级一下子变得温馨起来。她还组织学生们出黑板报、办杂志。

    张秀兰老师是公立学校退休的一名数学教师。这位老教师是出了名的耐心：一个学生因为不明白简单的一元数学方程，张老师就反反复复地给这个学生讲了20遍。

    “再多几个这样的老师，我觉得什么样的学生都能教出来。”郑洪说。

    学校不愿意用“差生”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学生。他们对这些孩子有一个特定的称呼：盘旋路。郑洪说，与其他孩子相比，这些孩子不过是多绕两个圈子，但结果总是要往上走的。

    每周，学校都要定期开会，看看怎样能发现“盘旋路”们的长处。

    有个孩子是出了名的不爱学习，老师们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会，想发现他的长处，激励他上进，可就是找不到突破点。4月中旬，学校来了21位美国教师，他们教孩子们跳舞。这个孩子跳得特别高兴，最后成了领舞。老师们特别高兴：终于发现了孩子的长处。

    有个学生特别爱闹，学习也不好，老师们不知道从何下手。一件小事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兴趣所在：教室前面的空地要用来种花，大家还没有行动呢，他就先拿着打扫厕所的小铲子松土，第二天又从家里拿来种子和肥料。全班同学都特别高兴，一起表扬他。于是，他又高兴地从家里拿来7条鱼。结果，这个学生现在也愿意学习了。

    “只要老师们有一颗开放的心，就可以发现孩子们身上的优点。”郑洪说。

    不可复制的非营利模式

    郑洪2001年至2003年在哈佛大学读MPA时的主攻方向就是非营利。

    “非营利组织就是提供一个让社会人士表达自己的平台，无论是提供捐助的，还是无偿服务的。”郑洪说。

    郑洪自己从中受益匪浅。出国以前，她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内大学任教。回国后，本来可以继续在大学任教，但她却萌生出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她看来很简单：一是要学以致用，二是要做点实在的事情。

    无意中，郑洪接触到了打工子弟学校。在考察了一番之后，她觉得这个项目与自己的非营利主题相吻合，于是就投入了实践。

    与公立学校不一样，非营利，就要自己去筹资，还不能用于挣钱。这对郑洪是一个挑战。

    郑洪的朋友圈儿里，有的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地位，于是郑洪开始整合这些资源，向朋友们说明筹资的目的是用来助学。结果，七凑八凑，凑了100万元。她找了一块地儿，又招了一批人，开始办起了学校。

    办学校，教育孩子，让她有一种满足感。

    4月中旬，有一批志愿者到蒲公英学校来刷墙。辛苦了一天的志愿者们最后给学校写来感谢信。

    “很多人认为应该是我们感谢志愿者，但是志愿服务是个人的一种追求。人总是要有精神追求的，人们有时希望回报社会，非营利就是给这些希望回报社会的人士提供这样一个平台。”郑洪说。

    对非营利组织而言，财务规范是它的生命线。尽管学校规模不大，但郑洪却很注重这一点，每个环节都不肯马虎。

    通过熟人，郑洪请来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毕马威免费给学校做会计和审计。学校所有的捐赠与支出都归毕马威管理。

    到现在为止，郑洪还有能力募捐，但她自己不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按照郑洪的设想，非营利的学校既不要完全依靠社会捐助，也不应该没有捐助。学校现在的问题是捐助比例太大。如果学校能够保证500人左右的招生规模，就可以基本维持运转。

    对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来说，因为独特的经历和社会资源，郑洪的模式很难复制。这所非营利学校应该如何走下去，现在在郑洪看来，也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非营利，还是教育方法，我都是在摸索着前进，但是有一个宗旨不会改变，那就是：把接受合格的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