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而趋向于世界人力资源一体化，作为中国，很大程度上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承担着世界加工厂的角色，世界对于中国的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长而劳动力的生产速度远远慢于投资热潮所带来的用工发展速度的变化。

　　二、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老龄化的趋势以及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呈反方向发展。这是“民工荒”出现的必然。

　　三、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就业观念的变化,愿意做一线工人的人员比例必然减少。新生代的民工有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无论是对工资还是对权利的要求，无论是以离职还是谈判的方式，都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他们更期望以平等而有尊严的方式成为劳动者，而非仅仅是生产线上的一环。

　　四、进城务工成本不断升高。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里用以维持基本生活费用的增长迅速，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进城务工的实际成本。除此以外，一些政策性因素也是提高他们城市生活成本的重要因素。进入北京市务工的农民工办理年内有效的《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婚育证》、《职业资格证》等证件至少要开支450元（《财经》，2001年第10期）。今年上半年，深圳推进的"梳理行动"拆除大量违章建筑和窝棚，总计拆除的面积2382万平方米（《深圳特区报》，2004年6月13日），而这样一些窝棚恰恰是外来民工的聚集地，随着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农民工在都市的生存空间将受到压缩。

　　五、政府部门在政策与管理上的短视与限制。管理部门在民工潮期间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了便于管理民工，时有歧视性条款出现，令民工缺乏归宿感，缺乏安全感，甚至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怨恨.长期下来，必然使外地民工望而却步，甚至掉头而返。

　　六、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观念十分淡薄，从政府部门到用人单位只注意到高层人才的吸引，却忽视了一线与基层工人的重要作用，这样，势必会影响民工的流向。

　　七、民营企业主及其管理者的整体素质偏低，用工制度不够科学和不规范，欠缺人性化的管理，不少企业环境差，工作时间令人难以接受，工资水平低，工人的付出与收获不一致，抗拒的心理势必会令民工流失。

　　八、劳务中介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常常是想找工作的他找不到。一方面，劳务中介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非法劳务中介坑害民工的事件时有发生，恶化了人们对于劳务中介的认识，从而在民工与用工方间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九、我国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认为赋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人口的界限和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使两种户口性质、两类地域人口在获得个人发展机会上不能享有平等的机会，也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随之而来的便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户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拖，否则会进一步加剧当前日益突出的城市“民工荒”，甚至会影响城乡的协调发展。

　　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方案

　　第一，重新审视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企业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除了产业升级换代、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外，也不得不注重改善工人劳动环境、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加强工人的技能培训，这就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提供了契机。

　　第二，建立供求信息对应的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已迫在眉睫。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在劳动力输出地区与用工地区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等问题已提上了日程。

　　第三，地方政府应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要采取有力手段使企业应承担的部分能落实。政府应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第四,从小城镇向大城市逐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变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分离体制, 在这样的基础上，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利益因素与户口脱钩。只有这样才能使城乡居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社会身份,使农民工获得“国民待遇”。